唐玄宗李隆基继承大唐帝位后，在他统治初期的开元年间，姚崇和宋璟先后担任宰相，协助处理国政，全力推动社会改革，以兴利除弊。

随着政治清明、社会安定、国力充沛的良好局面，大唐王朝迎来了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，这段历史被誉为“开元之治”。

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唐玄宗逐渐显露出骄奢淫逸的倾向，导致王朝内部的各种社会矛盾与危机逐渐积聚，最终加速了大唐王朝的衰落。无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唐玄宗一朝盛世向衰世的转变，以下两大因素被认为是最为重要的。

首先是信用奸佞，怠于政事。在“开元盛世”中，唐玄宗渐渐放松了对国政的紧密掌控，开始享乐奢靡，偏爱听取朝臣们的阿谀奉承，而不再关注真正有才干的臣子如张九龄、裴耀卿等。相反，他逐渐信任起奸佞小人如李林甫和杨国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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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林甫最初通过宇文融的介绍，成为御史中丞，后来则通过对宰相何休和唐玄宗爱妃武惠妃的巴结，晋升为宰相。作为宰相，李林甫精心笼络唐玄宗身边的随从，掌握了对皇帝一举一动的了解和影响力。他以此为基础，封闭了唐玄宗对外界的听觉和视觉，进而控制了朝政的大权。李林甫还明确告诫谏官们，不要在朝堂上多言，以免触怒皇帝，这使得纳谏之风渐行渐远。

同时，为了确保自己在朝廷中的地位，李林甫提议唐玄宗任用少数民族出身的将领如安禄山镇守边关，后者因此得以在朝中崭露头角，最终颠覆了李隆基的统治。

第二个因素是军事管控的变化，从“内重外轻”逐渐演变为“外重内轻”。为了加强边境防御，唐玄宗在重要的边境地区设置了多个军镇，并任命节度使负责当地的军事和民政事务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些军镇逐渐强大，其军事力量和地方影响力超过了朝廷中央，导致了“藩镇割据”的局面。

军镇的增强不仅源于唐玄宗频繁的征战政策，也与府兵制的逐渐瓦解有关。府兵制曾经是唐朝中央集权的象征，但随着均田制的瓦解和社会动荡，百姓不再愿意履行沉重的兵役义务，募兵制逐渐取代了府兵制，使得军队逐渐变成了雇佣制的职业军队。这些改变不仅导致了军事力量的外倾，也使得地方军镇节度使们掌控了更多的政治和经济资源。

公元755年，安禄山在范阳发动叛乱，标志着大唐王朝中央与地方割据势力长期斗争的开始，最终推动了大唐王朝的衰落。

这些因素共同作用，使得唐玄宗一朝辉煌的开元盛世最终走向了衰落和瓦解，结束了大唐王朝的盛世时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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